宋代是中國茶業發展史上一個有較大改革和建設的時代。很多學者認為，茶業興於唐、盛於宋。之所以這樣說，是因為宋代飲茶風俗已相當普及，朝野“茶會”、“茶宴”、“鬥茶”之風盛行。帝王嗜茶也數宋代最甚，宋徽宗趙佶更是愛茶癡迷，親自撰寫了《大觀茶論》。或許正是因為這種舉國上下對茶品的熱衷，自然形成了製茶業在宋代的空前繁榮，從茶葉的採摘、焙製、造形、包裝、遞運、進貢等諸方面相比唐代製茶更上一層樓，且規定更加細緻，命名也十分考究。與唐代不同，宋代的製茶者對茶葉的膏化現像比較重視。他們認為茶葉中出現的“膏”，是茶中珍品。他們採用榨取的工藝，先將茶蒸熟，再“須淋洗數過。方入小榨，以去其水，又入大榨出其膏”，成功地將茶膏從茶葉中分離，使其成為獨立的產品。

宋代對普洱茶膏的歷史意義

　　宋代將此方法獲得的茶膏，用於兩個方面：一是做為獨立的茶品納入

　　宋代的茶品名錄。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穀(公元907——960年)在撰寫《茗荈錄》時,就將兩款茶膏納入其中：一種是“玉蟬膏”，另一種是“縷金耐重兒”。雖然《茗荈錄》主要記述茶事的十八個趣聞，但我們從這些描述中看到這兩款茶膏的名稱，標誌茶膏做為獨立產品的存在。

宋代對普洱茶膏的歷史意義

　　二是在餅茶製作過程中，有意識將餅茶表面用茶膏塗層，以增加餅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澤。這與唐代製茶中“含膏”工藝有明顯不同。或者說相比唐代而言向前邁進了一大步。宋朝的蔡襄(公元1012——1067年)曾做過宋仁宗的貢茶使(負責造茶進貢的官吏)，在他著述的《茶錄》中對此有專門的描述：“餅茶多以珍膏油其面，故有青黃紫黑之異”。這裡的“珍膏”就是茶膏。

　　當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趙佶(公元1082——1135年)時，對“珍膏油其面”則顯得更為重視，甚至把“膏”的質量好壞做為鑑茶標準。他在其撰寫的著名的《大觀茶論》一書中，就如何從外觀鑑別餅茶時指出：“茶之範度不同，如人之有面首也。膏稀者，其膚蹙以文；膏稠者，其理斂以實”。意思是說：看茶的表面，就如看人的臉面，膏稀者，餅茶表面多皺紋；膏稠者，餅茶表面紋理不明顯，光亮凝聚，質地堅實。顯然，膏稠者，是宋代好茶的代表。

宋代對普洱茶膏的歷史意義

　　但是，不幸的是，這種製茶工藝卻在明代戛然而止。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下詔罷造龍團鳳餅，全部改為“散形茶”。我們姑且不對這種變革妄加評論——無論是進步還是倒退。但有一點確是不爭的事實，那就是這種變革使延續近千年的唐宋製茶工藝就此消失，包括茶膏在內，從此不見蹤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