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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海盜更狂的「植物獵人」!改變了清末歷史版圖與茶葉貿易史
發佈日期::2020/6/30、瀏覽次數:128
書名:《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:改變中英帝國財富版圖的茶葉貿易史》
作者:莎拉・羅斯(Sarah Rose)
出版社:麥田/城邦文化

出版時間:2019年5月26日


閱讀小貼士

中國茶文化歷史源遠流長,唐朝陸羽精通茶道,最廣為人知的經典《茶經》不僅詳細紀載種植、栽培、採收、烹煮等工法,也教人品茶、論茶,茶文化與價值也逐漸蓬勃發展開來!然而茶如此單純的飲品,卻在19世紀改變英國的資本與銀行體系,進而改變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。

《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》本書以清末盜茶背景故事切入,英國的植物學家羅伯.福鈞(Robert Fortune)為了掌握龐大茶經濟,不惜薙髮留辮喬裝深入中國,執行竊取茶樹的危險任務。看植物獵人福鈞如何面對海盜、不懷好意的當地人、險惡的環境,及不值得信賴的旅伴等種種挑戰,一步步改變茶產業,讓世界地圖因「茶」而重繪!


文/莎拉・羅斯(Sarah Rose)

中國自稱「龍之國度」,鎖國了數個世紀,在植物獵人的地圖上仍為大片空白。中國自認為是位於世界中央的「中土之國」,文明綿延逾五千年,但實際上與世事脫節。西方國家不甚了解中國,只把中國想像成是宛如天堂充滿危險的異國。英人會把中國視為園藝上的世外桃源,其實反映的是英人對庭園的種種渴望。

若歐洲人有機會更仔細審視中國,則會發現這個國家其實面臨內憂外患。兩百年前滿清入關,定都北京,統治漢族,要求人民歸順與納稅。不過,南方有許多祕密結社,誓言推翻外來的大清王朝。鄉間到處竊賊與盜匪,海上海盜猖獗,農民受盡飢荒之苦,又遭受過儒家教育的貪官污吏欺壓;來到城市,卻又是一片污穢不堪的景象。

英國透過曾在廣東從事貿易近兩百年的東印度公司,稍微了解中國的狀況,只是對內陸一無所知。然而,英國人倒是確知兩件事:中國有大量的珍奇植物,而英國未來的經濟可能從中受惠。

中國皇帝費盡心思,防止外來者闖入領土探索,竊取資源牟利。若非鴉片戰爭後訂下《南京條約》,讓英人有權在福州與其他四處口岸通商,否則外國人根本進不了岸邊城市的城牆內。但中國仍憂心英人圖謀不軌,遂明文禁止白人在通商口岸新劃定的租界外行動。話說回來,即使律法未將外國人關在城牆內,中國的現實生活同樣能使外國人卻步。這裡氣候潮濕、蟲蟲叢出、疾病橫行,最開化的海岸城市衛生條件仍差,令英人難以適應。沒有哪個神智清楚的人會想死在中國,甚至連在此生活也避之唯恐不及。

(圖/Unsplash)

一八四二年秋天,兩國和談的消息傳遍皇家園藝學會,這是派遣探險人員深入中國的破天荒良機。發現植物原料並加以運用,已公認是英國的第一要務。福鈞在中英兩國結束交惡之際,成為外交部第一個許可前往中國的人。

皇家學會多半將重要任務交給有身分地位的人,中國探險任務卻委任福鈞。學會給予他的年薪僅一百英鎊(約今日五千英鎊或一萬美元),令他只能以如此微薄的數目養家,且三年任職期間將不調升。他鼓起勇氣,爭取更好的薪資,卻換來學會嚴峻拒絕,還提醒「這項任務的金錢報酬,理當為次要考量。」這句話之前則是:「你無法以其他方式,獲得如此殊榮與地位。」

福鈞缺乏家世背景,因此學會不認為他有資格獲得補貼,也不會給予來福槍、手槍與彈藥等裝備。學會聲稱,福鈞的任務是研究與徵用東方珍奇植物,用不著武器。福鈞辯駁,植物固然不用武器,但他得保護自身安全。雖然同業同情他,然而當時的實際情況是,有身分地位的植物獵人若需要槍枝,會自行設法購買。

學會成員倒是一致承認,若福鈞在完成任務之前死亡,那麼中國探險就算不是付諸流水,至少成果也會大打折扣。因此,學會雖拒絕提高薪資,仍勉強提供一些武器。

學會選派福鈞前往中國,顯然是明智之舉。他將發現的植物詳實呈報給學會,也盡力把新發現的活體植物運回英國。他不僅善用扡插與接枝,仔細記錄觀察到的現象,還為全球植物學家寫下鉅細靡遺的信件。大英帝國在全球疆土交換植物,這過程中,許多人皆受惠於福鈞的發現。福鈞在第一趟中國行結束之際,成為科學探索界的成功典範,他運回英國的第一批貨物已落地生根,也為他贏得適當的肯定。

本圖記錄19世紀中國茶產業勞動者工作時的模樣。(圖/紐約公共圖書館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提供)

他具有優秀的採集眼光,能找到珍奇美麗,且具市場潛力的植物。他探索中國自然奇景時,瞄準看似無重大科學意義,卻可能高價賣出的花朵。在三年期間,福鈞發現迎春花、荷包牡丹(這種植物的外觀,正好供維多利亞時期的浪漫派用來代表心碎)、蒲葵(曾在維多利亞女王三十二歲生日時,當作獻給她的殖民地奇物);白花紫藤、重瓣梔子花、芫花,並在某仕宦人家的庭園找到傳說中的黃花曼陀羅,這花甚至在牆面上攀爬足足四公尺高。有一項發現最為特殊──金橘,這種外皮可食的小型柑橘類水果,英文稱為fortunella,足以令他名留青史。雖然福鈞對於他發現的植物沒有所有權,然而返國時一同帶回的許多珍奇玩意、稀有寶石、陶器與玉,都可以賣錢。

福鈞除了一絲不苟地記錄田野觀察之外,也以日記寫下他的經歷,及在中國遇見的奇人異事。他寫過僕人與口譯,也寫過官吏、商人、中藥師、畫家、漁夫、園丁、和尚、妓女、街頭小販、婦孺。和其他維多利亞時期的旅人一樣,福鈞在一八四七年返國時,曾將他的紀錄以遊記體裁出版。《中國北方三年行》(Three years’ Wondering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)(註1)固然和植物學文獻一樣,蘊含豐富的地理與園藝資訊,同時福鈞也以活潑不拘的筆調,回憶在商埠遇見英僑、到寺廟遇見法師,及遇劫的點點滴滴。

福鈞的旅程起點為英國最新殖民地──香港。那時正值一八四三年的颱風季,他說這個地方「滿目瘡痍」,空氣不佳、四處瘴癘,致使歐僑衰弱臥床。「我認為,要香港成為貿易重地,恐怕毫無指望。」他沒寫下其他預言。他繼續往最北的通商口岸上海航行,期間遭遇颱風,險些發生船難。「我說件事,讓讀者對颱風有點概念。有條至少三十磅重(十三公斤)的大魚,從海面被拋進船尾天窗,將窗框砸得粉碎,破窗而入,掉到船艙桌上。」在中國內陸的山間蒐羅植物時,他曾遭竊、追趕,甚至被暴徒以磚塊砸頭。「我一時間無法動彈,只能倚牆喘氣,設法恢復神智……然而這幫土匪趁機包圍我,搶走幾項日用品。」他寫道。

福鈞也造訪過鴉片館,滔滔不絕訴說鴉片癮的危害。「我常看見人吸鴉片,多數人固然不會毫無節製,耽溺其中,但我同時也明白,他們就像在我國飲用烈酒一樣,最終常難免走上濫用一途,導致悲慘下場。」


他特別渴望到仕宦人家的園林,因為這裡常可取得上好的植物標本。為了進入蘇州園林,他甚至喬裝打扮,闖入禁地。「我當然穿著中國服裝旅行,並剃了頭,找了很好的假髮辮,這些行頭原屬於相當有錢的中國人。我想,我應該看起來是很體面的中國人。」這身裝扮騙過城門守衛,福鈞觀察道:「若有人密報守衛,有英國人混入人群,想必他們會大驚失色。」

《中國北方三年行》也說明福鈞的改變,漸漸接納這個他視為謎一般的社會。最初,他以殖民者的高傲姿態看待中國,將這個國家鄙夷為滿是「破爛的中國小屋、棉田與墳墓。」他和許多西方人一樣,自詡為西方生活型態的傳教士,嘲笑中國人的優越感。他相信,歐僑應以自身為例,讓中國人瞧瞧:「『開化』的中華民族,若窺見我們舒適與精緻的生活,肯定對『蠻夷之邦』稍微另眼相看。」然而三年之後,他的看法溫和多了。畢竟要能成功完成任務,非得與中國平民密切接觸不可,這麼一來,他自然會看出中國人人性的一面。

註1

這個「北方」不是指華北,而是在福鈞遊歷中國的年代,外國人只能進出廣州,也只熟悉廣州。因此對福鈞來說,就算只是前往華中或福建,都算是福鈞「認知上的北方」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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